战时的日本(3)

类别:文学名著 作者:鲁思·本尼迪克特 本章:战时的日本(3)

    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,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,认为自己是在“遵奉圣意”,是为了让“陛下放心”,“为天皇而献身”。然而,反对这次战争的人,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;称天皇为“爱好和平的陛下”,“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,是反对战争的”,“是被东条欺骗了。”“在满洲事变时,陛下表态反对军部。”“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。天皇不喜欢战争,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。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。”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。德国战俘,包括那些对

    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,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———希特勒来承担。而日本人相信,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。

    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,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。“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”,即使日本战败,天皇也不能受谴责。显然,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。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。如果不了解事实,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;事实上,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,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“拒绝反对天皇”的字样,———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;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;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“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”,还有 “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”,或者“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,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”。

    因此,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。他们把“天皇恩赐”的香烟分赏给部下;在天长节时,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,高呼“万岁”;在“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”,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“军人敕谕”,“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”。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“免除圣虑”,要“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”,要“为天皇而献身!”但是,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,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,日本人“只要天皇有令,纵然只有一杆竹枪,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。同样,只要是天皇下令,也会立即停止战斗”。结果,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,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。

    对天皇的无限忠诚,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———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,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。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,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,战俘们破口大骂;对坐飞机逃跑,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。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,日本战时的报纸、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,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。1944年7月,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、前国会议员、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,便是最好的一例。其中有位发言者说:“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,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。近几年来,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。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。他们满腹狐疑,却还表面应付,变得胆小如鼠。这样,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。”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:“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,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。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。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。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。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,国民怯懦无能,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。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,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。”

    瞧,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,对大本营,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,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。然而,惟独天皇不受批判。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,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?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。

    另外,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,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。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·爱斯·麦肯因将军时,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,态度十分耐人寻味。内容如下:

    向司令官约翰·爱斯·麦肯因(原文如此———译者注)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。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,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,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。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,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:在美国,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。

    一切救援行为,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。比救人更加英勇的,就是成功地救人了。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。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,日本人也斥之为“胆小鬼”。他们的报纸、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,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,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。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。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。医疗服务非常不足,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。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。军官教导士兵,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。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,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。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。在日常生活中,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。在美国,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,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。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。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、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,我们用前线救护所、后方野战医院,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,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。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。在紧急情况下,伤病员干脆被杀掉。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,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,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。结果,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,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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